国家外汇管理局举行升国旗仪式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9月30日上午,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机关办公区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功胜,在京党组成员,总会计师出席升旗仪式。

上午9时,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在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在晨风中高高飘扬。在场的全体人员庄严地向国旗行注目礼,高唱国歌,以这种庄严神圣的方式表达对伟大祖国的崇敬和热爱之情,为伟大祖国送上深情祝福,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总揽战略全局,把握发展大势,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潘功胜指出,值此举国上下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外汇局举行升国旗仪式,以简约而庄重的方式致敬国旗、祝福祖国,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70年来,我国外汇管理工作始终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高效集约配置和使用外汇资源,为不同时期经济建设发展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部门积极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功抵御跨境资本流动高强度风险冲击,在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有效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与新时代全面开放新格局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潘功胜强调,外汇管理部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加升国旗仪式的还有外汇局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

易纲阐述中国金融业70年:透露应对外部金融危机冲击经验

人民网9月30日电(章斐然、张玫)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中国金融》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0年金融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署名文章,阐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金融业取得的五大历史性成就。

易纲表示,70年,中国金融业基本建成了“五大体系”: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基本建成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便民利民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基本形成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基本确立了面向全球、平等竞争的金融开放体系。

文章还透露了中国金融监管层在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有益经验。

在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改革的方式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提升金融体系健康性。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为例,2003年以来,果断推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稳步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还通过撤销、关闭、重组、购并等方式,有效治理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行业性风险,促进各类金融业态规范发展。“通过改革,我国银行业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为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适应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不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和法治体系,提升金融监管专业性和有效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协调进一步强化,2013年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在宏观金融调控方面,金融调控始终努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改革开放后,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成功应对了1984年、1988年、1992~1993年的通货膨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本世纪初的通货紧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

文章指出,近年来我国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银行较早在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10年以来,通过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开展宏观审慎管理,实施逆周期调节。随后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逐步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并探索建立外汇市场、房地产金融、债券市场等领域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2017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以下为文章全文:

新中国成立70年金融事业取得辉煌成就

易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金融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大局,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金融业筹集社会资金,支持国民经济恢复重建。改革开放后,金融业的活力和潜力得到极大释放,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系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

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白手起家,迅速建立了统一的法定货币制度,有效平抑了物价,稳定了新中国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金融机构比较少,长期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机构。从1979年起,陆续恢复建立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专业银行,开始打破人民银行“大一统”的银行体系。1994年,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3家政策性银行,承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原来的政策性业务,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开始真正向商业银行转变,多层次银行体系逐步形成。

目前,我国金融业已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机构体系。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达到4588家,其中政策性银行2家、开发性银行1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6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134家、农村商业银行1427家、农村合作银行30家、农村信用社812家、村镇银行1616家、民营银行17家,信托公司68家,金融租赁公司69家,企业集团财务公司253家,汽车金融公司25家,消费金融公司23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4家;证券公司131家,基金公司120家,期货公司149家;保险公司229家。全国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总资产268万亿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一;证券业总资产7万亿元;保险业总资产18万亿元。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股本中占比超过40%,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占比超过50%,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占比超过80%。

在金融市场建设方面,我国金融市场从无到有稳步发展,并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逐步建立了功能相互补充、交易场所多层次、交易产品多样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配置资源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增强。

债券市场方面。1981年,我国重新发行国债,结束了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长达20年的“无债”时代。1982年,为满足信贷资金之外的生产资金需求,企业债券开始发行。2005年以来,银行间债券市场明确了“放松行政管制、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依托场外市场”的发展方向,实行备案制,建设步伐明显加快。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导,包括交易所市场、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在内的多元化、分层次的债券市场体系,债券市场托管余额超过90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

股票市场方面。1984年,我国第一只股票公开发行。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标志着我国股票集中交易市场正式形成。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长期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问题,结束了上市公司两类股份、两种价格并存的历史。近年来,在先后设立了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后,于2019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科创板,开始探索股票市场注册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多层次的股权市场体系。目前,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近3700家,总市值54万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

保险市场方面。从1979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开始,保险市场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建立了由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再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市场主体组成的保险市场体系,形成了覆盖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医疗保险、再保险、农业保险等多领域的产品体系,在风险分担、服务民生、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末,我国原保险保费收入3.8万亿元,保险密度2724元/人,保险深度4.22%,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货币市场方面。同业拆借市场起步于1984年,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率先建立同业拆借网络,随后形成各地的同业拆借市场。1994年,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并不断扩大同业拆借市场参与主体,成为金融机构调剂头寸余缺、中央银行实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要场所。2018年,同业拆借业务成交139万亿元,增长76%。同时,票据市场迅速扩大。自20世纪70年代票据业务诞生开始,陆续建成中国票据网、电子商业汇票系统。2016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票据交易平台即上海票据交易所。2018年,全国共发生票据业务2.22亿笔,金额150万亿元。

外汇市场方面。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开始实行外汇留存管理,逐步产生了外汇调剂市场。1994年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目前,外汇市场主体日趋多元,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产品不断丰富,可交易货币由美元等少数货币币种逐步扩大到26种货币。2018年各类外汇交易产品累计成交29万亿美元。2019年8月末,外汇储备余额3.1万亿美元,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基本建成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便民利民的金融服务体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金融系统坚持以民为本、服务民生,不断拓宽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存款贷款、支付清算、理财投资、信息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了世界前列,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征信、评级体系基本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面对日益增加的金融服务需求,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丰富金融服务产品,持续加大金融服务供给。目前,我国银行账户107亿个,股票投资账户1.5亿个,居民寿险保单11.6亿件。至2017年,拥有银行账户的成年人比例达到80%,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至2018年末,银行网点乡镇覆盖率达96.3%。

支付清算服务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支付清算从手工操作、手工联行到电子支付、电子联行,逐步建成现代化支付系统,特别是核心支付系统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05年,建成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实现了跨行支付交易的即时转账清算,成为连接社会经济活动及资金运行的“大动脉”。2006年,小额批量支付系统上线运行,为小金额、大批量跨行支付清算交易提供了低成本的公共支付平台。同时,我国移动支付的业务量、处理效率、覆盖面,均居世界领先水平。2018年,银行机构、支付机构共发生移动支付业务约5224亿笔,金额约445万亿元,其中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非银行支付呈现爆发式增长,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的小额资金支付汇划需求,为中国各类共享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征信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2006年7月,全国集中统一的个人和企业信贷征信系统建成运行,目前已覆盖全国2200万户企业和9亿自然人,为商业银行等机构防范信贷风险提供了重要支持。2013年3月15日,《征信业管理条例》出台。近年来,非银行信贷领域的市场化个人征信、企业征信机构发展日趋规范,信用登记、信用评分、信用评级等征信业务迅速发展,竞争有序、功能完善的征信市场体系初步形成。目前经备案的信用评级机构97家、企业征信机构133家、个人征信机构1家,80%以上为民营企业。

人民币现金现钞供应得到充分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先后设计发行了五套人民币,人民币印刷工艺、防伪性能不断提高。截至2019年8月末,流通中人民币现金(M0)7.3万亿元。党的十八大以来,顺应金融科技发展需要,积极推进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并取得重要进展。

经理国库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1985年《国家金库条例》发布,建立了中央银行经理国库的体制。2014年8月修改后的《预算法》再次明确了中央银行经理国库的体制。目前,全国共设立五级国库机构5000余个,建成了全国统一的国库会计核算体系和标准化业务处理模式,实现了财政、税收、海关、商业银行以及国库(中央银行)之间的横向联网,纳税人足不出户几分钟内就可完成税款缴纳。

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服务显著改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一直是金融服务的重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发挥“几家抬”合力,实施信贷、债权、股权“三支箭”政策,持续引导和改善小微民营企业融资服务。至2019年8月末,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贷款覆盖面稳步提高,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470万户;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

基本建立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和经济转轨过程中,金融系统在不同历史阶段都积累了一定的体制机制性金融风险。针对重大风险隐患,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坚定不移地推动金融改革,优化金融监管体系,加强监管协调,稳妥处置化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坚持以改革的方式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提升金融体系健康性。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影响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我国金融风险有所显现,当时的一些舆论认为,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处于“技术上破产”状态。2003年以来,果断推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按照核销损失、剥离不良、注入资本、公开上市四个步骤,精心设计,稳步实施,在国家支持下,大型商业银行相继在沪、港两地上市,健全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此同时,按照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支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要求,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设计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农村信用社逐步“上台阶”。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稳步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还通过撤销、关闭、重组、购并等方式,有效治理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行业性风险,促进各类金融业态规范发展。

通过改革,我国银行业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风险管控能力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为抵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2011年以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先后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资产总规模和主要经营指标位居全球同业前列。2019年6月末,银行业不良率1.99%,资本充足率14%,拨备覆盖率180%。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些长期积累的风险逐步“水落石出”。2018年以来,金融系统坚决落实中央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决策部署。一是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出台资管新规并给予适当的过渡期,影子银行风险得到初步治理。二是专业、高效、稳妥处置重点机构风险,依法果断对包商银行实施接管,坚决打破刚性兑付,严肃市场纪律。三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风险,保持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四是深入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网络借贷、虚拟货币交易等存量风险大幅压降。五是及时补齐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基础设施、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领域监管制度短板。目前,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市场预期发生积极变化。

适应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不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和法治体系,提升金融监管专业性和有效性。1948年12月1日,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宣布成立。1979年,国家外汇局成立,由人民银行管理。1983年,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履行宏观调控、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等职责。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成立,1998年国务院证券委并入中国证监会,同年中国保监会成立。2003年,中国银监会成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协调进一步强化,2013年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2017年召开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加强宏观审慎管理,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人民银行承担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职责。2018年,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实现职能整合,组建中国银保监会。目前形成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抓总,“一行”“两会”“一局”和地方分工负责的金融监管架构。

现代金融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期货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基础金融法律为核心,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为重要内容的金融法律制度框架。出台了《票据法》《反洗钱法》《金融统计管理条例》《征信业管理条例》《存款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此外,还建成了全国集中的金融统计信息系统,建立金融业综合统计制度。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管取得重要进展,有效遏制了金融领域洗钱与恐怖融资风险。

近十几年来,金融管理部门积极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标准,初步建立了市场化的风险处置机制和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安全网。其中,2005年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2007年成立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2008年成立保险保障基金,2014年成立信托业保障基金,2015年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已经在风险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本形成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

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调控始终努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迅速统一货币发行,结束了此前的法币恶性通胀局面。计划经济时期,实行货币信贷的统收统支、统存统贷,有效控制现金和信贷总量,促进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革开放后,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成功应对了1984年、1988年、1992~1993年的通货膨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本世纪初的通货紧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实现企稳回升。2009年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强劲复苏后,针对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调整货币信贷政策,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扭转了一度出现的物价较快上涨势头。2018年以来,面对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下行压力,货币政策既保持战略定力,又适时预调微调,积极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持。

近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接近潜在增长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超过30%;消费物价涨幅保持在2.2%左右,较好地实现了金融调控预期目标。

一是优化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体系。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改革信贷规模计划管理模式,取消了信贷规模限额控制,逐步确立货币供应量(M2)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日益丰富,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逐步下降,数量型中间目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的稳定关系趋于弱化,精准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难度增加。为此,2012年我们适时创建优化了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并作为货币政策重要参考,调控机制逐步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

二是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体系。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我们初步建立了中央银行担保品管理框架,健全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制度,创新设立了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等货币政策新工具,不断提升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是不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1993年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以来,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大额后小额、先长期后短期、先贷款后存款”的思路,有序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到2015年10月完全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管制。2019年8月,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并一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逐步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型奠定了基础。

四是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银行较早在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10年以来,通过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探索开展宏观审慎管理,实施逆周期调节。随后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MPA),逐步将更多金融活动和资产扩张行为纳入宏观审慎管理,并探索建立外汇市场、房地产金融、债券市场等领域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2017年,“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国是一个大型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以我为主,综合考虑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进行预调微调。目前,我国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充足,利率水平适中,政策空间较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相比一些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始终保持在正常区间。同时,我国利率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相对低位,近年来社会融资成本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实现了稳中有降。

基本确立了面向全球、平等竞争的金融开放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逐步扩大对外对内开放,协同推进扩大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不断提升金融监管能力,使之与金融开放程度相匹配。

在金融机构准入方面。1979~1981年中国集中批准31家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代表处,拉开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序幕。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承诺开放了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和业务限制,扩大了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银行的比例;以合资或合作的形式部分开放证券服务业,外资证券机构可通过合资券商从事国内证券发行和资产管理业务;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了全部地域和绝大部分保险业务。在全面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同时,我国还根据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需要,积极实施了一系列自主开放措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按照金融业是竞争性服务业的本质属性,建立健全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大幅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特别是2018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中国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相关措施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人民银行代表金融系统立即宣布了11条对外开放举措,银保监会、证监会随后陆续推出40条具体开放措施。2019年7月,李克强总理在大连达沃斯论坛宣布,到2020年全面放开证券、期货、寿险外资股比限制。同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再次公布新的11条金融开放措施,对银行理财子公司、资产管理、保险、证券、基金、期货、评级等领域大幅放宽准入条件或业务范围。

目前,我国金融业对内外资已按照同等条件批设金融牌照,并大幅扩大各类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在企业征信、信用评级、银行卡清算和非银行支付等领域给予外资国民待遇;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稳步推进,境内外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取得实质性突破,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相继推出,会计、税收和交易等配套制度不断完善。截至2018年底,外资银行在华机构989家,外资证券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57家。2018年6月,A股被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2019年4月,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

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为解决人民币汇率双轨制问题,推动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再次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过持续改革,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弹性明显增强。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55%、实际有效汇率升值82%,其中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30%、实际有效汇率升值41%。

在外汇管理改革方面。1996年我国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关协定条款义务,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开始,适应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客观需要,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推进。目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本项目交易分类标准下的40个子项来看,我国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超过90%,企业和居民跨境贸易投资、旅游、购物、就学的外汇兑换便捷性大幅提升。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自2009年以来,人民币跨境使用大幅增长,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市场占有率2.22%。

在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方面。1980年,我国恢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扮演负责任角色,主动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借助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多边开发机构、区域性合作机制等各类平台,全方位、多层次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政策协调,推进与各国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金融系统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再创金融改革发展新辉煌。

人均7.6个银行账户、5.7张银行卡 我国普惠金融整体发展趋势向好

人民网北京9月29日电 (申佳平)今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2019年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下称《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和攻坚之年。《规划》出台以来,我国普惠金融整体发展趋势向好,并在普惠金融体制机制、产品服务、资本市场融资、信用信息体系、担保增信体系等9个方面取得成效。

《报告》显示,当前,我国民众能够更广泛地享有金融服务,账户和银行卡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移动互联网的运用,使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不断提升。截至2019年6月末,我国人均拥有7.6个银行账户、持有5.7张银行卡,较2014年末分别提高60%和50%。

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金融机构通过设立网点、布设机具、设置便民服务点、流动服务站、助农取款服务点等多种手段,创新覆盖方式。《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为95.65%,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99.20%,比2014年末提高8.10个百分点;全国乡镇保险服务覆盖率为95.47%。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点已达82.30万个,多数地区已基本实现村村有服务。

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报告》提到,我国普惠金融重点领域供给持续增加,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增量、扩面、降本、控险平衡发展,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力度不断加大,金融脱贫攻坚精准发力,各项服务可得性进一步提升。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5.63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4.27%,比各项贷款增速高7.14个百分点。同期,全国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3834.15亿元,余额2287.57亿元;累计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960.14万户次,余额户数566.62万户。

此外,《报告》还总结梳理了普惠金融体制机制、产品服务、资本市场融资、信用信息体系、担保增信体系、差异化监管、货币财税政策、法律法规、消费者权益等9个方面的举措:

深化普惠金融体制改革,初步形成“敢做、愿做”普惠金融的机制。引导金融机构深化普惠金融体制改革,推动普惠金融事业部等专营机制进一步落地见效。各银行进一步落实授信尽职免责、内部考核激励等制度,各保险公司进一步发挥在普惠金融中的保障作用。

创新普惠金融技术和产品,“能做、会做”普惠金融的局面有所改善。引导各类机构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服务质效,针对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特点和需求,打造专属产品服务。引导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企业、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发普惠性强的保险产品。各地结合地方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创新农业保险服务模式。

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功能,拓宽市场主体融资渠道。稳步推进新三板普通股和优先股、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创业公司债券、农产品期货期权等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发展,更好地支持普惠金融重点领域发展。

加强信用信息体系和共享平台建设,缓解因缺信息造成的融资困难。继续深化“银税互动”,持续推进“银商合作”,深入开展“信易贷”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持续推进中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征信体系。多地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整合不同政府部门信息资源。

优化担保增信体系和机制建设,推动风险有效分担。开展动产担保统一登记试点,打造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并推动落地见效,逐步搭建完成农业信贷担保体系,多地设立专项信用保证基金和担保基金。

强化考核评估,完善差异化普惠金融监管机制。优化小微企业、农户等普惠金融重点领域监管考核目标,在专项金融债、风险资本、不良贷款容忍度等方面突出差异化导向。开展“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民营及小微企业政策落实专项检查。加强普惠金融业务统计界定和监测分析。

强化政策激励,货币财税政策进一步发挥协同效应。继续落实完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扩大政策惠及面。加强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管理,发挥扶贫再贷款政策导向作用。对金融机构符合条件的普惠金融领域有关贷款实行免征增值税、印花税,减征企业所得税,加强政策红利效果监测。延续有关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优化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方向,加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力度。

弥补制度短板,健全普惠金融发展的法律框架。制定“两权”抵押等相关法律制度,加快补齐地方金融监管制度短板,研究修订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制度,为相关工作开展提供法律保障。

加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强化普惠金融领域信息披露和市场透明度建设,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和消费者金融素养教育,推进金融消费纠纷非诉第三方解决机制建设,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专项检查和治理。

山西: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创近10年来新低

新华社太原9月28日电(记者王劲玉)记者从山西银保监局获悉,近年来,山西银保监局持续加大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从2016年以来,山西银行业不良贷款逐年下降,2019年上半年,山西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创下近十年来的新低。

受内、外部环境影响,山西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甚至一度逼近5%的警戒线,2017年年末为3.51%,2018年年末为3.04%。

为此,山西银保监局持续引导银行业提高风险防控意识,增强风险防范和处置不良资产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引导各家银行采用“五个一批”分类处置不良资产化解风险:通过资产的证券化、资产流转、收益权的转让等“盘活”一批;用贷款核销的政策“核销”一批;根据客户的生产周期科学设置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优化”一批;充分利用金融资产公司批量“处置”一批;借助纪、法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清收”一批。另一方面,山西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处置不良资产,化解风险。

下一步,山西将在农村信用社的改制当中,加大通过股东购买处置不良资产的力度。

外汇局:6月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9980亿美元

人民网北京9月27日电(王仁宏)国家外汇管理局今日公布2019年6月末中国全口径外债数据。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我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19980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较2019年3月末增长263亿美元,增幅1.3%。

对此,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王春英分析道,总体来看,我国外债结构持续优化,外债的稳定性增强。“随着我国境内人民币债券2019年4月被纳入国际主要债券指数——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债券市场的认可度进一步提升,持续增持境内人民币债券。”

据介绍,2019年二季度,我国全口径外债增量七成以上由非居民购买境内人民币债券推动,且非居民中主要以央行等中长期投资者为主,由此带来外债结构持续优化。2019年6月末,中长期外债占比较2019年3月末上升3个百分点,本币外债占比较2019年3月末上升1个百分点。我国外债主要指标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外债风险总体可控。

王春英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发展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我国国际收支保持总体平衡,外债风险可控。未来,外汇局将进一步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同时切实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蚂蚁金服总裁胡晓明:区块链技术是金融技术信任的基础设施

蚂蚁金服总裁胡晓明

人民网北京9月26日电(王仁宏)在充满变化的数字经济时代,未来的金融科技会是什么样?蚂蚁金服总裁胡晓明在25日开幕的2019云栖大会主论坛上给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金融科技是数字经济时代非常大的机会,所有的金融由于互联网计算量都会变成在线金融,所有的金融都是被数据和技术所驱动。据悉,这是胡晓明首次以蚂蚁金服总裁身份亮相云栖大会。

胡晓明表示,唯一不变的是技术创新在未来物理世界当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科技给金融带来的最大变量。基于数据智能、安全风控、区块链、生物识别、隐私保护这五大“技数”能力,科技会在更多纵深的金融创新领域,创造更大的价值。

对于区块链技术这一热点话题,胡晓明认为,区块链技术是金融技术信任的基础设施,对于整个商业贸易会带来重大影响。

“我们还是坚信一条,今天的金融一定是技术创新所驱动的,一定是数据创新所驱动的,未来的金融中心一定是科技中心。”

以下为演讲全文:

去年和今年站在同一个台上,但是两个不同的身份,今天我想有一样东西是一样的,我们从科技的角度、技术的角度看创新。我想重点分享的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科技,蚂蚁金服作为全球金融创新的引领者,我们怎么规划未来,我们的战略是什么。

有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科技驱动的金融从原来的离线金融已经走向了在线金融,核心的改变是因为数据的产生,因为计算能力得到大量的释放。我们今天无论是谈信贷、理财,甚至是我们看数字货币,所有背后都是科技创新所引起的。

我们再看整个金融创新体系,因为这些技术带来巨大的变革。第一个是图智能,第二个是由于云计算本身技术能量的释放,第三是物联网对于本身的物和金融会产生很大的变化。第四个就是关于我们的量子计算,所有的背后都是计算能力由于本身连接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效应。

同样科技也在改变着金融方式,蚂蚁金服十年前推出了快捷支付。快捷支付是整个全球一个非常大的创新,它是把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迅速往前推进了5年。原来银行在整个支付过程当中只能相信自己的密码,因为支付宝推出的快捷支付,银行相信的是支付宝的密码,扣的是银行的资金,这背后是风控的力量和技术的力量。

第二是信用评级,今天我们非常轻松的用数据来对于每个人的商业信用进行定级,对于企业信用进行定级,这给我们在贸易过程当中带来很多的效率提升。芝麻信用今年已经为中国的押金减免1000亿。

我们再来看全球付,我们可以带着手机在全球快速的完成支付,背后也是技术。

相互保是蚂蚁金服推出的服务,已经有九千万用户,完成了一个互联网最大的人类互助金融服务,这背后也是科技创新。

第五个就是数字货币,由于计算能力的释放,由于密码技术的提升,全球数字货币正在发生新的创新。

我们认为,金融科技是数字经济时代非常大的机会,所有的金融由于互联网计算量都会变成在线金融,所有的金融都是被数据和技术所驱动。金融科技的“技数”能力,包括的是技术和数据。

第一,数据智能的技术在大幅度提升。今天由于有了图智能的平台,我们已经通过技术形成了百亿点、万亿边的超大规模的图计算和图存储能力,支撑了数字金融业务从单点建模已经走向到网络智能升级。今天在整个金融科技当中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我们形成了共享的智能平台,来支撑百万级训练数据进行建模。同时在整个数据智能背后我们形成了智能开放的计算框架来支撑EB级别的计算规模,背后都是由于数据智能创造的。

第二,安全风控,我们对账户安全、流动性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由于技术得到大幅度提升。风控模型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自学习,原来本身的风控模型靠数学家通过一周的工作量调整,今天由于有了机器的自学习,我们可以变成一小时自动更新。同样我们有强大的海量的在线计算和AI的能力,大幅度提升风险的预测和管理。

第三是区块链的技术对于整个商业贸易会带来重大影响。区块链技术,在蚂蚁我们认为区块链技术,是金融技术信任的基础设施,我们的区块链技术已经可以支撑10亿级的账户规模,10亿笔的日交易量,在加法同态加解密算法上,我们已经优于业界的6倍。

新型区块链存储实现成本下降50%。弹性扩容每秒十万以上的跨链消息处理能力。这些技术对整个商业金融服务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四,生物识别技术。今天支付宝生物识别交易占比已经达到80%,原来是靠密码,稍微领先一点靠指纹,但是今天靠人脸,已经越来越占到我们主要的生物核身技术。活体检测,我们今天的人脸识别技术攻防指标已经达到了99.99%,包括我们的照片、视频、软件建模都是可以被防御、识别。同样,我们联合全国的手机制造商建立了安防,对于整个的互联网设备的金融身份来进行识别,已经覆盖了15亿的设备。

第五,隐私保护技术。大量的数据在互联网产生以后,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在金融技术本身的发展过程当中去保护隐私者的数据安全?我们今天构建了多方安全计算平台,建立了可信的计算环境,零知识的证明,同态加密等技术让数据可用不可见,实现了数据价值的可信流转,这背后所有的技术都在驱动金融科技的发展。

我们看几个案例,第一个想分享的是阿里巴巴、蚂蚁金服跟上交所共同合作在监管科技上,我们持续用金融科技为中国的科创板,在企业核准、持续监管等方面提供监管科技能力。我们通过关联探寻财务侦探以及意图感知来助力科创板健康的发展,我们跟上交所的合作已经投入到生产使用同样。

在蚂蚁金服“310”小微企业贷款模式中,我们同样把区块链技术加入到小微企业信用。我们今天用区块链的加持,让⼩摊贩不用抵押,只用交易凭证就能快速获得银行融资。

同样,今天中国的实践特别在整个金融科技的实践我们越来越分享到全球。我们看一下,今天蚂蚁金服支持了全球12亿用户,这些用户使用的服务背后是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在支撑。我们的技术支持了印度Paytm,印尼的DANA钱包,马来西亚的Touch Go钱包……我们越来越多的把技术分享到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用中国的实践来发展其他国家的金融科技技术。

跟中国的金融机构,我们也保持了深度的合作,阿里云的技术加上蚂蚁金服的金融科技技术,我们跟农业银行深度协同,推进其数字化转型;跟华夏银行深度合作,推动华夏银行的数字化改造,打造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手机我们可以坐飞机、坐地铁、住酒店,生活当中的方面我们已经把数字身份跟物理世界能够做一个连接,来实现金融科技本身的创新。

同样我们今天在云栖大会今年已经是第十届,我们还是坚信一条,今天的金融一定是技术创新所驱动的,一定是数据创新所驱动的,未来的金融中心一定是科技中心。在全球,我们看到美国的金融创新也在开始发生迁移,从原来的纽约开始向硅谷迁移。同样,中国原先的金融创新中心是北京和上海,未来我们会看到深圳和杭州在金融科技创新当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背后就是云计算的技术,数据智能的技术,大量的科技创新在驱动金融创新。

科技不仅仅在驱动各行各业的创新,同样也在创新金融的生产力。我们可以通过科技的创新把金融的效率提升不止一倍,甚至更多,而且在很多的纵深的金融创新当中,像数字货币、金融风控、金融流动性管理、信用风险管理当中,创造更大的价值。

这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唯一不变的是技术创新在未来物理世界当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科技给金融带来最大的变量。

谢谢大家。

(演讲人:蚂蚁金服总裁胡晓明) 

报告:我国消费金融已现多层次服务体系 仍有五年高速成长期

人民网北京9月25日电(申佳平) 近年来,伴随经济结构改革及促消费等政策利好,我国消费金融发展提速。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24日发布的《2019年中国消费金融发展报告》(下称“报告”)预测,我国消费金融行业仍会有五年以上的高速成长期,预计表内消费金融占总信贷规模有可能突破25%以上。

《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持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为主体的多层次消费金融服务体系,这三类参与者分层、互补发展,将消费金融服务覆盖至不同人群。

其中,消费金融公司已成为我国消费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截至2019年5月末,共有24家消费金融公司获批,其中23家已经开业。至2018年底,持牌消费金融公司总资产规模合计为3875亿元,其中有两家的规模超过500亿元。

此外,互联网金融平台以其技术、场景能力触达长尾人群,满足大众高频、小额的普惠金融需求,是中国消费金融领域最大的创新。数据表明,从2014年的0.02万亿到2018年的7.8万亿,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增幅近400倍。按2017年统计口径中,银行业占比12%为标准,剔除银行业的互联网贷款后,2017年、2018年互联网消费金融放贷规模仍达到3.9、6.9万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在发达国家中,80%以上成年人可从银行获得消费金融服务,而在我国这一水平仅为40%。“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通过移动支付、大数据等技术,为我国数亿‘信用白户’建立数字信用,突破了传统信贷模式的瓶颈,进而能够提升整体的消费金融获得率。”曾刚说。

近年来,消费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引擎。《报告》指出,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下时,消费金融拉动内需、稳定增长的作用也愈发明显。蚂蚁金服研究院的数据表明,2018年,我国335个城市中,人均互联网消费贷款越高的城市,人均网络消费金额也越高,两者相关系数为0.85。

蚂蚁金服研究院副院长邱明解释称,“以蚂蚁金服旗下的消费金融服务‘花呗’为例,2018年花呗对三线以下城市消费存在16%-20%的提升率。花呗有效缓解了低线城市消费金融服务获得率低的问题,释放了三线以以下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

《报告》还提到,消费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在满足消费者金融需求、促进消费升级的同时,也产生了四个较为主要的新风险和新问题:

第一,消费金融领域的结构性失衡依然存在,我国的消费金融总体覆盖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并且长尾客户覆盖力度依然不足。《报告》指出,2017年,我国还有约4.54亿成年人没有获得过消费金融,占我国成年人口的37.48%。而发达国家仅不足20%的成年人无法从银行获得消费金融。

第二,传统商业银行的信贷模式因授信成本过高、征信缺失制约了消费金融的发展。

第三,由于征信体系不完善以及竞争的加剧,多头信贷问题依然存在。近几年消费金融违规挪至房市等投资渠道的现象较为突出。

第四,消费者保护有待加强。《报告》提到,消费金融的参与者众多,各方法律关系不明晰。尤其是在互联网消费金融中,贷款业务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大量的实质性交易处理全部隐藏至后台,金融消费者往往只能面对极简化的操作流程和标准化的业务描述,缺少进一步风险质询和疑问解答途径。由于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和能力参差不齐,多数人缺乏衡量风险和自我维权意识和途径。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弱势地位会愈发明显。

面对万亿赛道,消费金融到底如何行稳而致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对此表示,既要强调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又必须要用相关的创新方式和强监管手段来规范消费金融,使其得到均衡发展。

《报告》进一步指出,消费金融机构未来创新应在监管合规的前提下,深挖有效消费场景,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充分运用金融科技,使消费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同时,消费金融行业未来规范的重点则将集中在完善监管政策、加强信用风险管理、加强行业信息共享、防范金融科技滥用、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多层次信用体系等方面。

中国要不要降息?央行最新回应来了

人民网北京9月24日电(记者李楠桦、史雅乔)“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金融业欣欣向荣,伴随着改革开放后和十八大以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改革开放40年,金融业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逐步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体系。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45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130多家证券公司,230家保险公司。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268万亿,规模居全球第一。另外,债券、股票、保险市场也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外汇储备余额3.1万亿美元,多年来居全球第一。

除介绍70年来我国金融所取得的成就外,易纲在发布会上就降息、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和数字货币等当前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中国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 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今年以来,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降息,包括欧洲央行重启QE,美联储也开启了年内第二次降息,当记者问到中国是否会跟进“降息”时,易纲回应称,中国并不急于像其他国家央行那样,有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稳健的取向。

易纲表示,中国是一个大型的经济体,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所以决定货币政策也主要是“以我为主”,考虑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来进行预调和微调。中国的经济目前还是在合理区间,物价方面也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区间。在转型升级中遇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易纲强调,综合分析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国际背景,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稳健的取向。他同时提出货币政策需要实现的三个目标:

一是既要稳当前,也就是说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保持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大体上相当、大体上匹配,坚决不搞“大水漫灌”。

二是要注意保持杠杆率的稳定,使得整个社会的债务水平处于可持续的水平。

三是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改革的方式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用好“三支箭” 着力解决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问题

“央行用‘三支箭’在解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今年民营和小微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易纲在发布会上说。

“三支箭”指的是银行贷款、市场发债和股权融资,这三方面同时发力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易纲表示,通过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发挥“几家抬”合力,调动央行、财政、监管、地方、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同时在宏观政策上用降准、定向降准、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贷款,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据统计,2019年8月末,普惠金融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同比增长23%;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同比增长6.7%,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比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易纲强调,目前有2500多万户民营小微经营主体得到了贷款,有力地支持了就业、创业和整个经济的平稳运行。通过今年的观察,小微和民营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数字货币将替代一部分现金 没有推出时间表

今年以来,央行数字货币进展情况备受市场关注。在谈到数字货币时,易纲表示,从2014年起人民银行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并成立了专门的数字货币研究所,央行把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集合起来,所以叫做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一揽子计划。

将来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的目标是什么?易纲指出,是为了替代一部分M0,就是替代一部分现金,不是去替代M1或者广义货币M2。

“数字货币将来的框架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层运行体系,不改变现在的货币投放路径和体系,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易纲说。

在底层技术支撑方面,易纲强调,将坚持中心化管理,在研发工作上不预设技术路线,可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选优,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也可采取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技术。

至于有关推出时间,易纲说:“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表,还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特别是数字货币如果跨境使用,也包括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避税天堂等一系列监管要求。”

招联消费金融董事总经理章杨清:FINTECH不应是个面子工程

人民网北京9月23日电 “FINTECH(金融科技)是新金融公司的标配,体现的是公司认知水平和组织实施能力,是一个里子问题,并不是面子工程,值得重视但无需过多炫耀。”近日,招联消费金融董事总经理章杨清在2019年中国电信天翼智能生态博览会上发表了《5G时代,金融科技的底层逻辑》的主题演讲。

招联消费金融董事总经理章杨清

章杨清在演讲中表示,当前热炒的FINTECH,好像是一个筐,啥都往里装;但实际上,金融科技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不仅如此,在他看来,金融机构应审慎对待FINTECH,切忌盲目跟风,华而不实,应根据实际发展情况,抓住重点、分步进阶、量力而行,故意通过炒概念赚估值的另当别论。(王仁宏)

以下为讲话全文:

5G时代,金融科技的底层逻辑

章杨清

各位来宾下午好!

下面是我的思考,我觉的整个FINTECH对中国来说进化史分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孤岛时代,很明确的一个例子,就像我当时在北大网点开的存折到清华是取不出来的,无法通存通兑。第二个阶段是到九十年代是互联网阶段,那时候从美国回来,在招行96年就开始研究互联网的一网通,所以整个包括企业银行通过电话拨号连上去的,这是互联网时代。第三个时代是大集中的时代,这个大集中时代就是整个,包括招行、工行等等,就把分行的主机从总行集中,这个大集中时代,整个国有大行,包括股份制银行完成这个集中花了四五年时间,集中完以后这个后台处理就完成了。这个时候最大的标志,是中国银联一统支付的天下,各家银行把他们的POS,相当于街亭都让银联取走了,自己就退守了,这是大集中制的标志,这不一定准确。然后到了移动智能的时代,银联在前面走,回头看不见支付宝,等支付宝出来的时候当时也觉得回头看不见竞争对手,结果微信红包出来微信支付就上来了。所以这两大支付,两巨头的支付又把整个银联线上挤到边缘化了,相当于整个银行界这个时代一下子处于守势,失去了这个街亭,这是移动智能时代。后面就是生态重构的时代,生态重构的时代并不是随着5G而来,4G时已经进行了,我觉得5G会更加壮烈,包括流量、场景、数据,更深度的结合使用,包括AI技术的垂直整合。

这是中国FINTECH的五个时代,我后来一想对应后面,FINTECH说的很热闹,到底FINTECH有什么重大的发明吗?它就是一个应用,现在最多ATM是一个发明。如果对照这个,我觉得FINTECH对中国就是个二维码,二维码其实是九十年代是韩国、日本他们先用起来的,为什么在中国用得这么好?就像原来短信国外先用的,在中国把短信用到极致,这个二维码用起来也是因为大数据、云计算,算力上去了。虽然二维码看起来不是很安全的支付手段,在后面各方多维度的数据实时防控下面,使得它的方便程度极大的提高。我觉得最底层的逻辑是电信行业从一代到五代的进阶,到了二代联网的时代,我们电话都普及了,还能拨号上网了,大集中为什么要集中呢?就是因为宽带、互联非常稳定了,要不然招行、工行,你把分行一集中到总行线路出问题怎么办,这个时候线路非常稳定,宽带了高速传输了,使得大集中成为可能。移动互联时代,就跟3G到4G普及一样,最关键的被他们攻占了以后,这个数据这个场景,现在包括ETC这么强,可能后面到5G时代抢下来也没有用了。

FINTECH应用的进阶最底层的逻辑应该是电信,我觉得以后5G上把应用做一个纵深会有更好的前景。那么在这个进阶的过程中,又导致银行业三个阶段的进阶。大集中之前这两个阶段银行是拼规模的,存款决定了资产,资产规模决定了利润、效益,所以同质化非常严重,到了大集中以后,这个FINTECH最高的水平全是在像类似工行、招行自主研发的理念,但是大集中以后银行又利润太高,成本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像互联网巨头首先去IOE,首先上云,发展新的架构,所以FINTECH底层的结构是往互联网巨头那边倾斜了。这个过程银行也不断的进阶,开始进入结构化竞争,包括业务结构、客户结构,像招行是往零售方面走,经济周期来的时候非常稳健,抗风险非常高。所以最近几年的消费金融增长这么快,大家都开始往零售这边转型,这也是一个结构竞争的阶段,规模依然重要。利润体现在质量,业务结构好、客群结构好质量就好,现在大量的利润是被分析吃掉的,这是2.0阶段,移动互联阶段。

现在,到了生态重构的时代,其实金融业的竞争开始往模式竞争方面转移。无论是运营商也好、银行也好,后来发现自己被边缘化、被管道化,所以更多的他们要进入模式竞争,包括招行,开始走NVU战略。包括招联,我们真是白手起家,因为母公司银行没有办法给客户,他的金融牌照很全,包括三大运营商更多被超级运营商腾讯劫持了,所以我们必须白手起家,这个时候模式很重要,我们持牌机构的20几家,我们最先用线上的模式,互联网的解决方案突破的,所以这个上面我们要打造上亿级、千万级的数字化转型,寻求金融模式的突破,这是第三阶段。

第四个,最后我说一点自己简单的感悟,我觉得现在FINTECH又像互联网金融一样,本来很好很中性的词,现在FINTECH又非常时髦,我估计一两年以后又被说烂了,什么都往里装。我觉得FINTECH是个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我不展开说了,我觉得充分条件是什么?5G的时代是个有感的场景,刚才说支付的入口从百亿大战、二十亿大战到ETC大战,其实到了5G时代有可能是被后台化了,还有有效的流量,以后争取眼球的时间可能在社交上面,可能在娱乐上面,可能在内容服务上面,还有更多在各种无感的,包括无感支付上的流量,这个流量是不是真正的充分的条件、有效的条件。有效的条件必须用智能化方式解决,包括智能化的分捡、智能化的选择时机、选择触达方式,才能体现多层次的价值经营。

所以,不知历史无以知未来。从前面1、2、3G通信的变化,带来FINTECH这个行业这个垂直领域这么快速的始料未及的变化,可以想见5G以后,这个基础设施铺好以后会带来很多意料不到的。现在VR或者AR这些,这是我们已经想象得到的,更多是无可预知的,包括金融科技上面。到了5G时代金融特别讲究安全性,安全性、便捷性往往是两个矛盾,但是到了5G时代肯定融合的非常好,这是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是分析,现在掌握了大数据,大数据就是5G时代的资源,但是随着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包括董老师说的征信方面,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讲,我觉得五年以后可能精准的风险画像不再成为一个门槛了,这个时候普惠时代就会到来。

彭纯挂帅中投首次亮相谈业绩:十年累计年化净收益率6.07%

人民网北京9月21日电(记者 李楠桦)今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公司)发布《2018年年度报告》,这是中投公司自成立以来发布的第十一份年报。

中投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29日,组建宗旨是实现国家外汇资金多元化投资,在可接受风险范围内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以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

“2018年对包括中投公司在内的国际机构投资者而言,是极具挑战的一年。”中投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彭纯在2018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这也是彭纯上任后首次在媒体面前亮相。

年报显示,2018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净收益率为-2.35%,好于当年业绩基准约371个基点。截至2018年底,过去十年累计年化净收益率6.07%,超出十年业绩目标约45个基点。境内股权管理方面,中央汇金17家控参股机构经营业绩稳中向好,净利润同比增长3.1%。

截至2018年底,中投公司总资产9406亿美元,净资产8588亿美元,实现稳中有升;中央汇金17家控参股机构总资产123万亿元人民币,净资产10.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6.0%、9.0%。

彭纯表示,中投最大的优势是背靠中国市场,未来将稳步加大另类资产配置,扩大稳定收益资产投资,并通过多种方式加大跟投;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工具、方法和系统,以有效的风险管理护航公司发展;与此同时,稳步推进新型多双边基金投资,加快打造多维度跨境投资生态系统。